发布时间:2024-12-06 01:59:01 来源: sp20241206
全世界有810万人在等着接听一通陌生人的电话。
“我其实很讨厌打电话。”24岁的留学生胡卓依说。舞台剧演员何滟滟不喜欢与陌生人交流。生于东北的张卢害怕寒暄。大学生崔桐芮说自己是“i人”。但现在,他们都是这810万人中的一个。
这超出了Be My Eyes(成为我的眼睛)创始人汉斯·约根·维伯格( Hans J rgen Wiberg)的想象——有人会把一个从未用过的App保留几年,就为了接到一通陌生人的电话。
2012年,当他在丹麦萌生出创造一个免费的应用软件,让明眼人通过视频通话帮助视障人士的灵感时,他能想到的最大困难,就是找到志愿者。
如今,Be My Eyes上注册志愿者的数量已经超出盲人的10倍有余,他们来自150多个国家,组成了这个“全球最大的数字视障志愿者组织”。志愿者们热切地期待能接到一通“辨认袜子颜色”“看看红绿灯”之类的视障求助电话。他们说,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帮助别人,但没有这样兴奋。互联网使人们变得更热心了吗?
一位志愿者说:“这个软件打动我的不是技术或界面,而是它唤起了我帮助别人的冲动和幸福感。”
等待看见
只是电话很久都没有打来。
中国是全球视障人数最多的国家。截至2023年,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力障碍人士,占全球视障人口约18%。
而在全世界,世界卫生组织(WHO)2020年的数据显示,约有12亿人患有某种视觉障碍,其中至少4300万是盲人,至少2.38亿人是低视力。
可是他们到底在哪里?
Be My Eyes上,只有72万盲人注册。“当你看看世界上盲人的总人数时,你会发现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做。”创始人汉斯·约根·维伯格 在一次采访中说,“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在未来几年里扩大规模,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很快。”
这是一个巧妙的通道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2023年统计显示,全球54%的人口(约43亿人)拥有智能手机。如果其中有人想做点好事,他们不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,只需要在空闲时拿起手机,睁开眼睛。“哪怕我在工作,我也可以提供一会儿帮助。”志愿者黄秀峰说。
只是志愿者们心知肚明,接到电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,我国持证的视力残疾人中,44%在60岁以上,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低,不善于使用手机。一位网友给盲人父亲下载了Be My Eyes,“但他总是不好意思麻烦别人,也总是觉得我忙,不想麻烦我”。24岁的盲人李春隆说,他身边使用这个App的盲人不到一半,他猜测“这上面还是外国人居多”。
人们能从Be My Eyes的主页上看到实时增长的盲人和志愿者数量——72万∶810万,一个悬殊的比例。
与此同时,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。一些研究发现,网络中助人者越多,利他行为越容易发生。统计学改变了施助者的心理,使做好事成了和中彩票一样的概率事件,两者都值得兴奋,也值得等待。
张砚斐2019年就下载了Be My Eyes成为志愿者,在这之后的4年,一通电话也没有接到。其间,她换过三四次手机,这个蓝色图标一直留在屏幕主页。
曾有志愿者说:“这个应用让我感觉自己很有用,我只需要学会如何快速拿起我的手机。”但事实上,抢到电话并不容易。这些年,张砚斐起码错过了五六通电话。每当铃声响起,志愿者需要快速反应,按下接听键,否则,电话就会被其他志愿者接听。
这恰好构成了何滟滟下载的原因。因为排练和开演时手机不在身边,担心错过电话,她一直没有下载。直到了解到这通电话会同时转接给多人,10月10日,她才正式成为志愿者。
过了一天,她就幸运地收到了求助来电。但她把手机平放在餐桌上,纠结起来。
在以往的生活中,施助者总是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帮助别人。人们总是在熟悉了场景、对象之后,再决定是否要向前一步。但在这里,接听之前,一切都是未知。
看到来电的几秒钟内,志愿者会经历兴奋、紧张、焦虑、犹豫等种种情绪。“担心自己抢不上,又怕自己抢上了。”何滟滟说。
18岁的志愿者赵小祺说,她常想在现实生活中帮助别人,但爸爸总让她保护好自己。网络的场景隔离给人一种安全感,利他的冲动能够超越恐惧与不安。
何滟滟按下了接听键。
被选中的人
两个世界联通的那一刻,气氛有些紧张。双方都带着陌生的试探,用何滟滟的话说:“好像我害怕他诈骗,他也害怕我诈骗。”
一个男声问:“用你们这个软件,能提供什么帮助,能帮我们很多东西吗?”何滟滟意识到他们都是第一次使用,他把她当成了工作人员。
根据后置摄像头的画面,何滟滟描述了他身边的环境和物件。在听到回应后,对方听起来放心了一些。“他觉得挺神奇的,还挺开心的。”她说。
他问,自己的工作服是否干净,有没有脏污。摄像头转到左肩,又转到右肩,何滟滟发现,他是一个胖乎乎的男生,看上去30岁左右。白衣服左胸处有“盲人技师”一类的字眼。她告诉对方,衣服很干净。
对方似乎是在宿舍,身边还有其他盲人。他们一边询问,一边讨论。面对这么多陌生男性,何滟滟也有些不安。
几个问题之后,电话结束得很突然。何滟滟不确定对方是否误触了。“也没有说谢谢之类的,一下子就结束了。”
她反复想,是不是自己不够热情,打击了别人求助的信心。
而志愿者曹振翔意识到自己太过热情。他担心帮不到对方,紧张得手抖,还要努力平复语气,避免吓到对方。帮一位大叔确认面包的保质期后,双方剩下的时间“大部分都在讲谢谢”。“人家说谢谢,我也在说谢谢,我也不知道我在谢什么。”曹振翔说。
生疏总是在所难免。崔桐芮从来没在生活中见过盲人。10月1日,她跟朋友在电影院候场时接到了求助电话——一位盲人女士需要找到掉在地上的钥匙。
镜头绕了几圈,除了白色的瓷砖和一只狗爪,她什么也没看到。两三分钟过后,她越来越着急,情急之下问:“钥匙是什么颜色的?”对方说不知道。
崔桐芮意识到刚刚的问话可能有些冒犯,她沉默了一阵,说了一句对不起。十几秒之后,电话中断了。
进入影厅的前十几分钟,崔桐芮什么也没看进去。她深深自责:“半夜躺在床上都想坐起来质问自己,我怎么这样呢?”
她认为自己应该学习如何在言语上帮助视障人士。“想象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,我会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”比如精准地描述,避免语序混乱和模糊。
武秋怡把当志愿者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媒体上时,补充了一句:“希望大家多一些耐心,视障人士的语气或者语序可能会和我们有些不一样。”她曾参加过残障人士的公益活动,了解他们的社会化程度:“能在App上求助的,大多是会用手机、有工作的视障朋友,还有很多人是不太出门的,他们也看不到我们说话的反应,所以语气可能会有一些生硬。”
事实上,Be My Eyes的用户很少在电话里聊天。他们的对话常以“你好,我想……”开头,以“谢谢,再见”结尾。据创始人介绍,这里90%的通话时间不到两分钟。
这正是这个App受欢迎的原因:它了解视障人群的心理——他们正是为了避开情感联系而来的。生活中,他们有太多需要求助的时刻,但无论对亲友还是身边的陌生人,他们总是不确定对方是真的方便帮助他还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帮助他。
而志愿者是经过选择来到这里的。视障人士不必在意眼光、人情或负担。如果志愿者不方便接听,电话会继续转接。“在这里,视障人群可以请求帮助——但不用真的请求。”创始人 汉斯·约根·维伯格说。
考虑到视障人群的心理,张砚斐说,她一般不会想要在电话中聊更多。她换位思考:“会不会增加对方的愧疚感?如果我是寻求帮助的人,我希望尽快解决问题,尽量不浪费志愿者的时间。”
为了在深圳的机场找卫生间,盲人李春隆发出过一次求助。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生,她很难通过狭小的手机屏幕找到指示牌,当看到一个路人出现在镜头里,她索性冲着对方喊:“你好!他眼睛不好,能不能带他去卫生间?”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李春隆觉得这个女生很了解视障群体。“很多盲人自卑,很难主动去跟身边的人交流。”他说,“从小受到的语言攻击太多了。”他曾在一次问路中,被路人反问:你一个瞎子出来干嘛?
接过一通电话后,曹振翔自如了许多。9月12日,他一边打着电脑游戏,一边帮一位盲人过了马路。日光晃眼,曹振翔看不清远处的红绿灯,只能指示对方拿着手机转一圈,正好看到旁边有一些人也在等红灯。他请对方稍等,自己又打了会儿游戏,直至镜头里的人群开始移动。“可以走了。”他说。“非常平常,就像是跟朋友打电话,帮他找了个东西一样。”
迈出一步,就多了一些自信——电话两端的人都是如此。因为一些微小的勇气与善意,两个世界的大门就这样缓缓被推开。
迷茫的人生中,一件确定的好事
越来越多明眼人“看见”了那个遥远的盲人世界,尽管视野总是模糊的——许多盲人都有摸手机摄像头的习惯,那是手机上唯一凸起的部件,只是经常摸就会脏。
“你得提醒他们擦。”24岁的李春隆说。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,“是特别全的盲,一点光感都没有。”他说话间常开玩笑,带着一股年轻的乐观与希冀。“我相信世界上是有光的。”他说。
Be My Eyes开发了这样一个功能,志愿者可以远程打开盲人手机里的闪光灯。有位志愿者在晚上接到视频通话,屏幕一片漆黑,有人在黑暗里问:我的电饭煲是否开着?那位志愿者才意识到,他们是不需要开灯做事的。
为了帮一位大叔检查房间的灯,在摇晃的镜头里,志愿者张卢看到了他的屋子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,卧室里没有凳子,也没有床头柜,甚至连床头也没有,只是靠墙放着一块长方形的床垫,上面铺了张素白色的床单。“一开始有点惊讶,感觉挺悲伤的,但又觉得合乎常理,他的房间应该是这样的,尽量减少障碍。”张卢说。
张砚斐在公司里帮一名盲人男生查看面条的保质期时,发现已经过期两天了。挂断电话的时候,她发现自己在颤抖。旁边的经理和同事察觉出她的异样。“他的声音很好听,普通话也很标准,给我的感觉本应该是一个很体面的人。”她有些哽咽,“现在吃一包面都要别人来帮忙”。
口罩的正反面、行李箱的滚轮密码、腊肉包装上的口味、操作洗衣机的按键……当看不见的困难嵌入生活的细枝末节,明眼人才真正理解那个世界。创始人汉斯·约根·维伯格介绍,Be My Eyes中的许多电话都与颜色、数字、温度有关,“家里的大多数机器都不适合盲人使用”,通话的场景多半是厨房或街道。
有志愿者帮一位盲人母亲检查孩子的作业,看田字格中的“下”字写得好不好。一位盲人不小心把开水倒在了地上,向志愿者确认是否烫到了自己的狗。
也有些“看见”是出乎意料的。志愿者胡卓依帮一位弱视阿姨挑选过旅游要穿的裙子。对方的要求是颜色鲜艳、拍照好看。胡卓依替她选了一件碎花的和一件绿色的。
是的,视障群体也会旅游。他们通过气味、氛围和四周的人声感受风景。这是李春隆的爱好,他去年去了广州塔,今年又在苏州的周庄古镇住了两天。他选了一个小桥流水的地方坐着,听环境音和过路人的谈话。“他们可能会聊到这个景点,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,我就综合起来提取自己的理解。”
他还喜欢摄影——一个和他“没有任何关系”的兴趣。他买了许多摄影设备,包括运动相机、手持杆、支架……Be My Eyes中的AI识图功能能帮他读取视觉信息,如果是和铜像合影,他会先摸一摸,拍十几张角度不同的照片,然后让明眼人朋友挑出其中最好的一张。
“这也是我的回忆,可以和朋友分享,作为我去过这个地方的一个凭证。”他说,“等我们上了年纪,也可以和后辈儿孙分享我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”
志愿者武秋怡在山东经营着一家奶茶店,今年开业后不久,母亲去世了。23岁的她度过了一段虚无的时光。她觉得自己无法成为有名的人、作出大贡献,或者是“把世界变得和平”,甚至“挣钱也没什么用”,子欲养而亲不待了。
9月25日,在奶茶店的吧台里,武秋怡接到了自己在Be My Eyes的第一通求助电话,帮一位盲人确认了火腿肠的保质期。她将这段经历发到社交媒体上,有150万人点了赞。许多志愿者在评论区分享自己接听电话的经历。
武秋怡说,互联网带给她一种奇妙的感受,就像走在路上和人擦肩而过,对方看起来很平凡,但也可能在做对某一类人有重要意义的事情——每一个路人都可能是这样的。
她用漂亮的花朵装饰奶茶店,来店里的人林林总总,并不知道那些假花出自残障群体之手,是武秋怡常去做志愿服务的残疾人学校寄来的。几年前,她成为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。“我做这些事,不是为了向世界表明我是一个多么高尚、多么乐于奉献的人,而是我尊重每一个生命。”武秋怡说。
现在,她常常看着盲人博主的视频入睡。“他们的视频很慢,很安静。”
“Be My Eyes并不是在拯救任何人的生命,但它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”创始人汉斯·约根·维伯格说,“有时候,我甚至会怀疑自己帮助最多的人是谁,这真是太神奇了,因为志愿者们也非常兴奋。”如精神病学家卡尔·梅宁格所说,爱能拯救人——不论是施与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。
一位志愿者曾经分享道:“那天失眠,心里很乱,很空,感觉自己找不到理由继续活在这个世界。下载了软件后,心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,我知道,孤独无能的我,某一刻也能成为别人的眼睛。”
(应受访者要求,胡卓依、赵小祺为化名)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来源: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刘阳禾】